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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機構指出，要實現能源轉型目標，發展中國家每年需要1.7萬億美元的可再生能源投資。國際組織和發展中國家紛紛呼吁，發達國家應兌現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氣候資金的承諾，支持在全球范圍內建設可再生能源產能，暢通發展中國家融資渠道，推動實現更加公正的能源轉型
據美國油價網報道，一些發展中國家已明確表示，如果沒有發達經濟體的幫助，他們將無法實現綠色轉型。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等國際組織一再強調，發達國家需要為世界上較貧窮的國家提供更多資金，用于擴大全球可再生能源產能，滿足不斷增長的能源需求，推動全球能源轉型和氣候目標的實現。然而，很多發達國家未能兌現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氣候資金的承諾。
不公正的能源轉型：發達國家持續依賴化石燃料，發展中國家不得不在發展和轉型之間做選擇
18世紀和19世紀工業革命以來的數百年內，歐洲和北美一直是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來源。直到近幾十年，科學家才充分認識到工業活動和交通運輸對全球氣候的負面影響，并呼吁各國減少碳排放。與此同時，由于一些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進展較慢，溫室氣體排放量較少。現在，發達國家在完成工業化后開始呼吁綠色轉型，同時希望較為“落后”的發展中國家能跟上綠色轉型的步伐，卻忽略了發展中國家需要先通過發展工業和化石燃料產業來實現經濟現代化。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稱，發展中國家獲取能源的途徑本來就較為有限，然而許多發展中國家卻被要求將低碳轉型置于經濟增長之上，即必須在經濟發展和綠色轉型之間做出選擇。
美國環保組織清潔空氣工作組（CATF）非洲能源和氣候創新項目負責人莉莉·奧達諾說：“歐洲曾經主張不再為發展中國家的化石燃料項目提供資金，然而為了滿足自身的能源需求，歐洲卻開始從發展中國家進口化石燃料。”發達國家綠色行動的虛偽性反映了能源轉型的不公正，發達國家要求發展中經濟體把重點放在脫碳而不是經濟發展上，這意味著發展中經濟體可能需要放棄工業化發展的機會，但是富裕國家持續依賴化石燃料才是全球碳排放增加的根源。
呼吁氣候資金支持：發展中國家希望改革國際金融體系，獲得更多融資推動綠色轉型
目前，高收入國家約81%的綠色投資由私營部門提供資金，而在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這一占比僅為14%。根據世界銀行的標準，人均國民總收入（GNI）超過13205美元的國家為高收入國家。
許多發展中國家政府在負債累累的情況下，無力為新建大型可再生能源項目提供公共資金。今年6月在法國巴黎舉行的新全球融資契約峰會上，發展中國家呼吁對國際金融體系進行改革，通過債務減免為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提供數萬億美元的資金。峰會還呼吁設置海洋貿易稅、金融交易稅、機票稅等國際稅種，用于資助氣候行動，不過各國未能就此達成共識，締結新全球融資契約還停留在規劃階段。
目前，全球至少有52個國家陷入了債務困境，同時還面臨著全球最嚴重的氣候緊急情況。世界銀行將允許遭受氣候災害的國家暫停償還貸款債務，但僅限于新貸款。英國計劃對非洲和加勒比地區的12個國家的現有貸款采取同樣的“暫停還款”措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計劃為低收入國家提供1000億美元等值的特別提款權（SDR），資金將來自法國、日本和英國等國。
一些發展中國家的領導人強調，如果沒有發達經濟體的幫助，發展中國家將無法實現凈零排放，也無法支持全球綠色轉型。馬來西亞總理安瓦爾·易卜拉欣表示：“如果世界希望像馬來西亞這樣的發展中國家靠自己實現凈零排放目標，這是不現實的。發達國家必須明白，轉型需要時間和投資，發達國家必須發揮他們的作用。過于激進的氣候目標將以犧牲我們的教育、健康和發展為代價。”國際可再生能源署（IRENA）預計，馬來西亞需要將可再生能源投資翻一番，至少達到3750億美元，才有望實現2050年的凈零排放目標。
印度總理莫迪一再呼吁全球最富有的國家提供更多支持，幫助印度實現綠色轉型。印度擁有巨大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龐大的人口和快速增長的能源需求，但該國沒有足夠的資金來開發可再生能源潛力，資金嚴重不足阻礙了該國綠色轉型。2021年，莫迪曾呼吁發達國家應將至少1%的GDP用于發展中國家的綠色轉型項目。
在碳排放問題上，經歷了工業化的發達國家已做好準備，但似乎低收入國家還沒有做好準備。一些較貧窮的國家不得不在發展經濟和為綠色轉型提供資金之間做出選擇，而較富裕的經濟體幾乎沒有為發展中國家的綠色轉型提供資金支持。除非發達國家采取更多實際行動支持發展中國家的可再生能源項目建設，否則更加公正的、全球性的綠色轉型不太可能實現。
可再生能源繁榮背后的隱性成本
據美國油價網報道，2022年是低碳能源投資大幅增長的一年，全球低碳能源投資超過1萬億美元，創歷史新高。同時，去年也是石油、天然氣和煤炭等化石燃料需求大幅增長的一年，化石燃料對于維護能源安全仍然至關重要。
不僅如此，業內人士對于增加化石燃料投資的呼聲日漸高漲。國際能源署署長法提赫·比羅爾日前指出，由于供需差距越來越大，全球石油市場在今年晚些時候或將面臨供應短缺。
雖然近年來發達國家一直呼吁世界應逐漸擺脫對化石燃料的依賴，但是去年以來發達國家卻轉而鼓勵生產并使用化石燃料。例如，今年4月，德國關閉了該國最后3座核電站，但卻擴建了一座煤礦。德國拋棄了核電這一低碳電力來源，反而擴大煤炭生產。美國聯邦政府在替代能源方面投入了數十億美元，但仍然堅持要求石油生產商提高石油產量。英國前首相鮑里斯·約翰遜曾表示，英國計劃大力發展風能，目標是成為風能領域的全球領導者，但2022年英國天然氣需求卻創下歷史新高。從這些表現來看，發達國家的能源轉型似乎正出現倒退。
實際上，為了避免人們對能源轉型的可行性產生質疑，破壞能源轉型的成果，可再生能源背后的隱性成本問題甚少談及，但是隱性成本問題是切實存在的。
對能源轉型持批評態度的人認為，能源轉型的支持者僅僅基于所謂的平準化能源成本（LCOE），就吹噓太陽能和風能比化石燃料更加便宜。
根據美國能源部的說法，平準化能源成本衡量的是能源裝置的生命周期成本除以能源產量。這聽起來很直接且簡單，但實際成本并非如此。
能源平準化成本并不是一個全面的成本衡量標準，因為其只考慮了風電場和光伏發電站等可再生能源項目的前期成本和運營成本，卻沒有考慮到特殊情況下的成本：太陽能和風能具有間歇性的缺陷，如果風速很低，太陽光較弱，則風電場和光伏發電站無法供應足夠的電力，這時就需要依賴化石燃料發電彌補電力供應短缺，發電成本將提高。
此外，可再生能源發電也面臨著原材料價格飆升的問題。美國劍橋能源研究會主席丹尼爾·耶金在《華爾街日報》撰文稱，能源轉型將帶動礦業繁榮，因為風能、太陽能和電動汽車需要消耗大量的金屬和礦物，然而這些產業所需的礦物尚未形成一定的生產規模，這意味著未來一些原材料很有可能出現短缺。
例如，全球第二大獨立有色金屬精礦貿易公司新加坡托克集團曾警告稱，全球銅庫存只夠支撐全球5天的需求量，而且全球銅庫存還將進一步縮減，未來可能只能支撐2.9天的需求量。全球銅庫存持續短缺，甚至無法供應一周的需求，情況十分危急。由于銅金屬供不應求，今年銅價將再創新高。但是除了銅以外，風能和太陽能項目所使用的其他原材料可能供過于求，可再生能源項目的成本依然可以保持在較低水平。
全球風機巨頭西門子歌美颯公司的一位高管表示，在風電行業供應鏈日漸趨近的同時，各種商品的價格都變得越來越昂貴。美國拜登政府此前宣布，暫停對東南亞進口光伏面板征收過高的關稅，原因是關稅導致可再生能源項目建設成本大幅上升，導致一些新項目被推遲或取消。然而，這一關稅豁免政策又被美國參眾議員推翻，以支持美國本土光伏產業發展，未來美國光伏發電項目的建設成本或將增加。
盡管可再生能源的支持者堅稱風能和太陽能成本低廉，但風能和太陽能行業目前的處境仍然十分艱難。石油、天然氣和煤炭等化石燃料對于全球能源安全仍然至關重要。化石燃料的平準化能源成本或許會高于風能和太陽能項目，但化石燃料的可靠性也更高，哪里需要就可以較為便捷地輸送到哪里。
此外，石油和天然氣的生產和加工所需的金屬和礦物等原材料比太陽能和風能項目所需的要少得多。考慮到實際的建設和使用情況，一些可再生能源項目可能既昂貴又不低碳。
發展中國家可再生能源投資缺口亟待彌合
據阿拉伯貿易網報道，要實現能源轉型目標，發展中國家每年需要1.7萬億美元的可再生能源投資，但是2022年，發展中國家可再生能源項目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FDI）僅為5440億美元。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近日發布《2023年世界投資報告》稱，發展中國家迫切需要更多的資金支持，以實現能源轉型。
自2015年《巴黎協定》通過以來，可再生能源領域的國際投資增長了兩倍，但大部分投資增長集中在發達國家。然而，發展中國家能源轉型的資金需求要遠高于發達國家，資金需求不僅限于可再生能源項目，還包括電網和輸電線路建設、儲能項目和提高能源效率等領域。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秘書長蕾韋卡·格林斯潘表示：“大幅增加對發展中國家可再生能源系統的投資，對于世界實現氣候目標至關重要。”
暢通發展中國家融資渠道
該報告提出一項可持續能源投資協定，列出了從融資機制到投資政策等一系列建議舉措，旨在幫助發展中國家吸引投資，建設可持續的能源系統。
在融資方面，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公共部門和多邊開發銀行的貸款、擔保、保險和股權投資等方式，降低能源轉型投資風險。發展中國家通過與國際投資者、公共部門合作伙伴和多邊金融機構建立伙伴關系，可以降低可再生能源投資的成本。國際金融機構和發達國家通過債務減免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財政空間，讓發展中國家有更多資金用于能源轉型，并幫助他們吸引國際私人投資。
2022年，由于國際可再生能源項目融資交易減少，可再生能源投資增長放緩。雖然2015年以來，國際可再生能源投資總額增長了近兩倍，但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可再生能源投資增速僅略高于GDP增速。
全球100強跨國公司中的大型能源企業正以每年150億美元的速度剝離化石燃料資產。但是私人投資者通常投資私募股權基金，他們的減排目標較低，甚至沒有減排目標。因此，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呼吁建立一種適應氣候變化的新交易模式。
全球目標投資缺口擴大到每年4萬億美元
近年來，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相關的投資缺口正不斷擴大，已從2015年的2.5萬億美元增加到每年4萬億美元以上。投資不足與額外需求造成了投資缺口。其中，最大的投資缺口在能源、水資源和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這3個領域。
發展中國家與可持續發展目標相關的投資缺口正不斷擴大，與全球資本市場可持續投資快速增長的趨勢形成鮮明對比。2022年，可持續金融市場的價值達到了5.8萬億美元。
2022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為1.3萬億美元，同比下降12%。地緣政治沖突、能源價格震蕩、債務壓力等多重因素疊加，導致發展中國家資金流和交易量降低，從而引發外國直接投資額下降，主要原因是發達國家的資金流動和交易量減少。去年，發達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同比下降37%，為3780億美元。
2023年的全球商業和跨境投資環境仍然充滿挑戰。由于地緣政治局勢緊張和金融業動蕩，投資者可能會更加謹慎，預計今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將持續面臨下行壓力。
可再生能源投資集中于大型新興經濟體
2022年，流入發達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降幅較大，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占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的2/3以上。
發展中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增長并不平衡，增長主要集中于幾個大型新興經濟體。2022年，流入亞洲發展中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保持平穩，為6620億美元，在全球外國直接投資中的占比超過一半。亞洲發展中國家的資金流入高度集中，流入中國大陸、新加坡、中國香港、印度和阿聯酋5個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占該地區的近80%。流入拉丁美洲地區的外國直接投資同比大幅增長51%，達到2080億美元，為歷史最高水平。流入非洲的外國直接投資從2021年的較高水平回落至與2020年基本持平，為450億美元。在一些產業結構薄弱、較為脆弱的經濟體，外國直接投資下降明顯，流入最不發達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同比減少了16%。
發展中國家迫切需要增加對可再生能源的投資。彌合投資缺口對于發展中國家向可再生能源轉型至關重要，有助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
引入私人資本助推可再生能源發展
根據國際能源署（IEA）和世界銀行集團下屬機構國際金融公司（IFC）發布的最新報告，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年度可再生能源投資需要增加兩倍以上，才能滿足不斷增長的能源需求，并實現《巴黎協定》設定的氣候目標。
為加快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可再生能源發展，需要引入更多私人資本，僅靠公共投資不足以實現可再生能源的普及。公共資本與私人資本組合進行混合融資，有助于降低可再生能源項目的投資風險。
在除中國外的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2/3的可再生能源項目投資將來自私營部門。目前，這些經濟體每年用于可再生能源的私人融資為1350億美元，未來10年需要增加到每年1.1萬億美元。
國際能源署署長法提赫·比羅爾說：“全球可再生能源正迅速發展，但一些國家可能會落后于這一發展趨勢。擴大可再生能源投資是確保落后國家快速崛起并從全球新能源經濟中獲益的關鍵。”
預計可再生能源產業的資金需求將遠超公共投資規模，因此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在建設可再生能源項目時迫切需要引入更多私人資本。這有助于擴大可再生能源項目規模、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推動相關產業發展并保障能源安全。
可再生能源產業需要更多的技術、監管、資金支持，以釋放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可再生能源發展潛力。各國可以通過加強監管框架，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融資渠道，為可再生能源項目融資掃清障礙。
國際金融公司總裁馬赫塔爾·迪奧普說：“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可再生能源發展潛力巨大，但可再生能源項目的投資水平遠低于應有水平。為滿足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快速增長的能源需求，幫助這些國家實現緊迫的碳減排目標，我們需要快速、大規模地動員私人資本開發更多可再生能源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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